刚到英国时，我临时住在一个英国人家庭里。主人迈克和谢拉都是天主教徒，都很善良、好客；让我在英国“惊魂未定”之际，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平时，除了读书和运动，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那就是烧菜。在迈克家时，为了显示中国烹调的妙处，我时不时地到厨房露两手，最得意的是用马高鱼做红烧鱼。迈克吃了我的红烧鱼之后，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的天，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吃的鱼！”然后，便问我怎么烧的。后来，我们又有几次聚餐的机会，或是在他家，或是在他女儿家。记得最后一次聚餐是我回国之前；而且，那天正好是迈克的生日。他几天前就约好了，要我一定给他再烧一次鱼，并叫她太太到超市买了最好的鱼。最后一次给迈克烧鱼，我多少有点伤感，自然烧得比平时更认真，也更成功。晚饭是在花园里吃的。英国的夏天日落得很晚，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太阳还在天上。夕阳的余晖洒在花园里，洒在我们每个人脸上，也洒在那盘具有“中国特色的”红烧鱼上。晚饭后，迈克看着自己盘子里的鱼骨头，请我把红烧鱼的配方留下来，以后，他太太好看着配方给他烧鱼。以前他也向我要过“配方”，但每次我都支支吾吾的；不是我保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烧菜一般是没有什么配方的。菜烧得好，全凭一种感觉或经验；只有外行才边看菜谱边烧菜。其实，我给迈克烧的鱼，也就是用我们平时常见的烧法：把鱼在油锅中煎炸到7成熟，加葱、姜、酒，加水、糖和酱油，再加上一点我从国内带去的四川豆豉酱，用文火慢煮，直至所有的调味品被鱼体充分吸收：这样，一盘液汁粘稠、色泽金黄、咸甜辣适中的红烧鱼便烧成了。因为以上的原因，我最终未能给迈克他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配方”。我知道，迈克所要的配方，是要具备一些确定的数字的。比如，鱼多少克，姜、葱多少克，盐、糖多少克，等等。而这些，我在烧菜的时候，从来没有去想过。搁多少盐，放多少糖，我们凭的是经验，是眼力，甚至是第六感觉。由这小小的红烧鱼，我们也可以看出东西方在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西方文化，从古希腊起，就显示出其科学传统的特点。在西方人看来，一切都是可以探究的，大到宏观的天体、宇宙，小到微观的细胞、原子；同时，一切都是可以言说的。他们认为感官有时是不可靠的，而相信定量，相信刻度。中国文化从古代开始便缺少这样一个科学传统。我们似乎更相信感知，一切凭印象。中国文化认为，一切美的东西，是难以加以言说的；好的诗歌就在于它“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我们古代有世界最好的抒情诗，但我们鲜有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只有点评式的“诗话”。东西方不同的时间观念也是各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西方人讲究精确，强调严格按照时间表来安排活动，强调计划，反对“变化”。新年的第一天，很多西方人会把一年当中的重要活动确定下来，甚至定到哪一天。有一次，一位英国老师请我吃饭，她捧着她的时刻安排簿问我，下个月的23日中午12点15分有没有空，我请你吃饭。而我们在表示距离和时间时，古人还有这样一些说法：一袋烟的工夫，行船要5天骑马3天，等等。在购物方面，西方人喜欢去超市之前，列好一个清单，到了超市，按照清单上所列的项目，一一购买；而我们（尤其是女性），则爱“逛街”，可能会购买很多，有时逛半天一样东西不买。当然，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东西方文化的互识和融合也日益显著。我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更多地吸收进一些科学因素。但是，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就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对外来文化的抵御性。我相信，下次迈克见到我时，他还会向我要红烧鱼的配方，而我同样不能给他满意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