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清朝末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段时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西方的文化、医学不断渗透和传入中国，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明显增加，外国的一些动物（如奶牛、马、火鸡等）也开始引进到中国，也把一些动物疫病传到我国，据说牛瘟病就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传进中国的。在中国近代史期间，由于人口密度的增加，畜禽养殖也迅速发展，动物饲养量增大，畜禽的各种疫病尤其是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经常发生大流行。
因为明清两朝都禁止民间养马，但这种禁养政策至清朝末年已难已贯彻而自动告终。农民为了换取一些日用零花钱，民间养猪、鸡、鸭、鹅等已成为千家万户的副业生产；尤其是养猪业已成为农民供给社会肉食品和积肥上田的主要家庭副业。这一时期，除马病外，牛病、猪病、禽病的防治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对牛、马、猪、羊、犬等的治疗，从针灸烙的外治到兽用药物方剂均已形成。
这一时期，由于清王朝的覆灭和连年军阀混战，加之自然灾害（旱、涝、虫等灾），灾区一些人畜共患的疫病、畜禽重大疫病经常发生流行，其中有的是国外传进来的，有的是历史上就有的，在这一时期其给人畜的健康带来的危害也日趋严重。
如1918年牛肺疫由苏联传入黑龙江的哈尔滨及满洲里的铁路沿线各地，然后迅速地传到全国各地。
口蹄疫于1893年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最早出现，至1902年即在甘肃省酒泉一带发生大流行。
牛瘟从1876年开始由国外传入国内，在当时的甘肃、浙江、贵州、黑龙江、陕西等地区传播开来，早在1911年、1917年即开始出现跨地区流行。
2.这一时期里，马腺疫、马鼻疽、马流行性淋巴管炎、绵羊痘、羊传染性脓疱疮、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牛气肿疽、牛肺疫、牛瘟、牛羊的肝片吸虫病、炭疽病、破伤风、肉毒梭菌中毒、猪丹毒、猪旋毛虫病、猪肺疫等动物重大疫病均已不同程度地发生和在一些地区流行，给动物养殖业造成重大损失，给人们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如1910年内蒙古和林县死于炭疽的牲畜达6300多头；1912年湖北省建始县发生猪丹毒流行死猪14000多头；牛瘟病的每次流行大都造成数万头至数十万头牛的发病死亡。
3.这一时期由于军阀割据，无论陆路还是水路的海关边境均是由军阀控制的。海关检疫有名无实，国内各地动物疫病的防疫和检疫，除军阀军队内部的马兽医之外，社会上仍处在民间中兽医落后的防治水平上。因此，动物重大疫病时有发生但没有疫苗去预防，很少有组织有措施地去防范这些疫病；而且中兽医治疗对相当多的动物疫病（尤其是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往往也难以奏效，因为当时对大部分动物疫病没有检测方法，只能凭“望闻问切”等传统办法去诊断，特别是对病因、病原常无法搞清楚，在防疫能力上显得非常薄弱。
1.这一时期是中国继封建社会以来历史上最动乱，也是畜禽养殖业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一时期可以从五四运动开始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其间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可以说中国人民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外国侵略势力的频频入侵，也给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畜禽养殖业带来了极大的变化，打破了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闭式格局。也刺激了中国畜牧业的空前发展，多种因素（如军事的、经济的、文化医学的、科学技术的等）造成畜禽重大疫病种类的增加，发病危害程度的增加，新动物疫病的传入和新病的产生，像战争一样对畜禽养殖业进行着轮番轰炸，常致一个地区的畜禽养殖几度起落，伴随着旧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灾难同行。
进入上个世纪40年代，由于从国外大量引进奶牛，将很多结核病牛混入其中，使我国畜间结核病流行更加广泛。又如牛的黑斑病甘薯中毒，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将“冲绳100号”甘薯在河南种植后，引起当地耕牛发病，并很快将本病传播开来，致死率很高。马传染性贫血也是在30年代由侵华日军的马匹中流行过该病，1940年黑龙江的日军马匹中也有该病的发生。又如牛马的伊氏锥虫病是1925年由缅甸传入我国云南边境县内；而后在靠近缅甸、老挝、越南的一些边境县内的马牛中传播开来。羊的梅迪-维斯纳病的疫源则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南等国进口的边区莱斯特羊。
3.这一时期国内原已发生过的动物重大疫病随着养殖量的发展，以及战争造成的动乱环境而时有发生和形成跨地区大流行；有些动物疫病尽管其最初来源找不到可靠的史料记载，但在这一时期其发生和流行造成的危害同样是十分严重的。如：口蹄疫病在1935年至1948年先后在青海、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省多次反复发生跨地区大流行；1942年起畜间马的流行性乙型脑炎开始发生；狂犬病建国前在陕西、浙江、湖北、吉林、黑龙江等省均有发生；30年代仅黑龙江省在3年内就有1万匹马死于炭疽病，江西省法德县的白彪乡有5000多只羊死于炭疽病；牛的巴氏杆菌病（牛出败）于1930年西藏地区有发生的报道，而到1941年在四川、新疆、云南、福建等省均有发生的报道；湖北省1931年发生7800头猪死于猪肺疫；浙江省汤溪县1947年12000只鸡死于禽霍乱；1932年浙江省首次报道鸭瘟发生；1928年浙江省报道有10多个县发生鸡新城疫，1948年南京首次分离到鸡新城疫病原；1936年内蒙古从流行的牛胎儿中首次分离出布氏杆菌；1934年、1938年、1944年先后在西藏、新疆等地多次发生牛、羊的肉毒梭菌中毒流行；猪瘟病1934年在江苏发生大流行，当时的农报刊载称死亡率超过饲养量的十分之八，1935年在全国22个省中除宁夏外均有猪瘟发生；1949年河南省有54个县发生子猪副伤寒；1934年哈尔滨市猪旋毛虫的感染率为0.23%，1942年牡丹江、佳木斯等地猪旋毛虫的感染率为0.6%；从1926年至1940年在黑龙江、内蒙古、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河北等省几乎每1年~2年即发生一次牛瘟的大流行；疫情连绵不绝，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几乎全国所有省、自治区都每隔3年~5年发一次牛瘟大流行，死亡了大批牛只；仅1938年~1941年前后，川康、青藏、甘肃一带因流行牛瘟死亡牛百万头以上；牛流行热从1934年至1947年每隔3年~5年则发生一次大流行，江苏省、浙江省较先发生，至建国后全国有一半以上省区都有该病的发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牛肺疫就在黑龙江、内蒙古、甘肃等地发生几次流行，1949年在黑龙江、新疆、四川、河北、内蒙古等五省10县发生流行；从1921年至1947年牛气肿疽病在湖北、甘肃、福建、江苏、云南、河南、广东等省几乎每1年~2年即发生一次流行，至建国前夕，累计有数十万头牛发病，致死率高达70%以上；羊传染性胸膜肺炎在30年代多次在新疆和内蒙古等地发生，进入40年代，内蒙古几乎每年都有该病发生；羊的梭菌病、牛羊的肝片吸虫病、猪的绦虫病都在这一时期出现跨地区发生和流行；马鼻疽、马腺疫、马流行淋巴管炎等病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在国内各地时有发生和出现跨地区流行。
（1）由于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承受外来侵略和国内反动派压迫和和剥削最严重的时期，长期的战争与动乱严重地阻碍兽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动物重大疫病预防和控制的进程，绝大多数动物重大疫病在这一时期内不仅没有得到控制，而是得到空前的传播和发生大流行，使国内的畜禽养殖业受到极大的危害和遭受极严重的损失。如1933年民国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报道：“全国死于牛瘟的牛200万头，死于猪瘟的猪约920万头。”1935年~1939年贵州省北部21个县4年中死于牛瘟的牛17万头，1938年~1941年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牛瘟流行，死牛100万头；1949年山西省29个县暴发气肿疽，仅3个县统计，死牛1500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