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或者大而言之所有可称为“宠物”这一类的生物，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家庭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份子。然而，最近频繁登上新闻头条的诸如武汉“史上最严养狗令”一类针对宠物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和影响而做出的地方决策和强制性规定却不免让人宠皆心惊胆寒。
2018年11月14日，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武汉市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新修订的《条例》明确禁止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饲养烈性犬和大型犬。业主、物业使用人携犬只出户的，应当为犬只挂犬牌、束犬链、戴嘴套，由成年人牵引，主动避让他人。
诸如此类的规定，在《条例》中还有许多。但虽言是“最严养狗令”，也并非全然不通人情。地方条例、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必然是基于一定的事实决定的，如武汉便在今年7月发生了一起社区犬伤人事件，该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使得在武汉将养宠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再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于是武汉地方政府和人大在面临极其强烈的舆论和社会压力下，“最严养狗令”应运而生。
而“最严养狗令”之所以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现象，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本次武汉“史上最严养狗令”的背后其实是养犬与不养犬、文明养犬与不文明养犬之间的一场博弈。
不养狗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不喜欢狗，而是没有办法养。或者是财务无法支持、或者家庭难以满足饲养条件。爱狗的人养不了狗，本来就不喜欢狗的人也因为愈发多的不文明养犬行为而越来越心生反感。再加上养狗的人却也并不全都是发自内心地喜欢狗，更不会真的做到文明养宠。遛狗不拴绳、不会定期注射疫苗，在没有得到官方繁育许可的情况下放纵犬只滥交甚至以此牟利，诸如此类情况还有很多，不免给城市中的其他居民带来不小的困扰。
所以，“最严养狗令”固然严厉，但其在整治和改善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合理且成功的。
但是，真的就应该因为某些不文明养犬的犬主和行为就要一刀切掉所有吗?
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地方性政策和条例的制定出台中的一刀切问题由来已久，若想根除确实不易。毕竟在面对如暴风雨般的舆论时，如果不尽快做出成效最终只会骑虎难下。武汉“最严养狗令”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在于政府与人民的沟通没有完善。
强制手段本应作为最后一招却经常成为先手登场，不免有失妥当。 就“最严养狗令”而言，其实还有其他办法可以用来调和矛盾，只是政府没有更多地去尝试。在城市中进行宣传活动，让爱宠人士形成“文明养宠”的自觉，是比采取强制性手段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即使它的效力不如强制性规定，但一个真真正正爱宠的人是会愿意为自己的这位家人做出改变的。
然而就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现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着不爱狗还要养狗、甚至以此牟利的人，又应该怎么去处理呢?笔者认为，对于这样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就应当用强制性手段来处理了。这样不仅能减少城市中关于养宠的负面新闻，而且对宠物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可是，还有一类人更是文明养宠的阻碍，那便是自以为爱宠、却从不拴绳或采取其他措施防止宠物伤人或扰民的人。
他们以爱宠为挡箭牌，实际上却是对宠物和其他市民都不负责任。这样的行为、想法与不爱宠的人无异，甚至是更不文明的。面对这类不文明和不法行为，也应当采取强制性措施，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最严限狗应该因地制宜，对合理养宠进行规范和鼓励，同时有效限制不文明行为。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问题，找到适合的方法加以解决，才能促进社会更好的发展。
